在熊氏的内圣学体系中，还存在着另一些无法真正兼容于大同的因素，最早萌芽于《新唯识论》的《转变》《明心》两章，又在《读经示要》中得以彰显。
如飞潜动植，举凡品物之性，皆就其气类别之。戴震说，天地间百物生生，无非推本阴阳。
外内相通，其开窍也，是为耳目鼻口。相反，如果违背其性之要求，不仅不能成长，反而遭受限制，甚至灭亡。第四，任何生命体无时不在完善自我从而内具道德自觉。因此，虽然人、物需要吸收外来养料以辅助自己成长，但必须合乎人、物之内在特性，为人、物所许可。可见，无论是就成之者性意涵的界定，抑或是对精气的分解，虽然并不是十分清晰，但戴震意识到物种或生命是自生。
而阴阳即气，气乃人、物之形，就是物本身，所以万物自生也。孔子曰：‘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同时，语言叙述对艺术经验的传达是有限度的。
此本必是真迹上摹出无疑，学右军书者，至《兰亭》止矣。其影响力容易跨越时空的限制，特别是进入经典世界之后，更是潜力巨大。是否具备创造性包括原创或独创，才是艺术价值的首要原则。有趣的是，兰亭帖的随葬，并没有终结其经典化的进程。
一个可供佐证的经验是关于签名的鉴定，如果是伪造的签名，除了被伪造对象的字形外，还能辨识出伪造者的笔迹。董其昌则发展出关于意临的观念和实践：余书《兰亭》，皆以意背临，未尝对古刻。
物理的存在是有形的，意识的存在是无形的，而信息的存在则落在有形、无形之间。仿制存在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原件的维修，经年反复维修的结果，类似特修斯之船，在原料上几乎与原件全不相干，但它被当原件的替身看待。否则，即便运用现代工艺大批量复制这个字帖，它也不会是书法经典。原来知道故事不一定要知道字帖，但知道字帖的存在却必须以故事为前提。
如果有市场，也可冒充公认的赝品，即制作赝品的赝品。同时，特定的物不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。一代帝王，不仅扭转了兰亭帖近三百年默默无闻的命运，成为其经典化最大的推手，同时，也是将其物理存在毁灭之人。《兰亭序》首先是文，那篇介绍吟诗缘起，提炼畅叙幽情，感怀人生主题的锦绣文章。
如果从可观察的角度谈问题，则不仅作品复杂，文与字的关系微妙，而且事态更不简单。王右军得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诗序》，又以己敌石崇，甚有欣色。
例如，（1）历史上存在兰亭会。前者一般是大型文物如某些古迹，它不能同时复制多件，否则就失去代替原作位置的价值。
或者说，被关照的存在与不被关照的存在，意义是不同的。为保证形似，临书动作也有与原写者趋于一致的要求。这样，着意反复临写者，就不是简单的勤或精，而是诚，是一个精神修炼的过程。追加时间的因素，《兰亭序》及其衍生品，均可列入文物的范畴。冒充《兰亭序》原作的情形罕见，在其时长达七代之久的沉默期，人们知道兰亭文，但很少提及兰亭帖，连晋帝都不把手里的真迹放在心上。如果不是考虑文也可能通过声音来表达，那文与字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离的。
[9]黄伯思，1988年：《宋本东观余论》，中华书局。其后历代均有名家临《兰亭》的记载，例如，宋有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，元有赵孟，明有文征明、董其昌等。
兰亭集是事，兰亭帖是物，作品与事件衡量的尺度不一样。据何记，至贞观中，太宗以听政之暇，锐志玩书，临写右军真草书帖，购摹备尽，唯未得《兰亭》。
这位《智永千字文》的书者，在知识修养及书法造诣上，均具备（对文与字）双重造伪的能力。摹的程序复杂，但思考简单，按图索骥即可。
我们也知道，还有精神遗产的说法，如各种价值观念，如道德仁义之类。有了十本八本，后面才有成千上万的复制。文章（包括诗和序）间接传递字帖曾经存在的信息。它与赝品的假不是同一个概念。
唐人柳宗元说：兰亭者，不遭右军，则清湍修竹，芜没于空山矣。最早的兰亭临摹可能是事件，后续不断增添的临摹就是日常行为。
它可以观赏，更可以临写。（见桑世昌，第18页）两说均来自唐人，哪种说法可信，无文献确证。
在中国哲学中，存或在与有，三词意义接近。就此而言，《兰亭序》的完成，便标志着兰亭集作为事件的结束。
但是，在仿制的问题上，字帖不同于一般的文物。参与或不参与兰亭会者，都可能有相关的想象或思考，这是非物理意义的存在。复数的事件造成社会或文化运动。只是对后世而言，《兰亭序》的影响才是字压倒文。
无论如何，只要《兰亭序》作为物被垄断，它就不是作为经典被对待的。这便导致兰亭文与兰亭帖的传播或命运可以分离。
而由于书写总留下书写者的印迹，临书的结果便带来双重印记，即原作者与临写者的双重字迹。一种是语言意义，它是指示语义的标识，只要笔画结构相同，用什么字体，带什么颜色都不影响它的功能。
至少宋梁间流传的《世说新语》便有线索可稽。五、遗产毫无疑问，《兰亭序》连同整个汉字书法传统，在现代是式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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